1949年底，杨得志带领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从银川调往西安，同时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。1950年新年刚过，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接到了中央的调令，要求他前往北京从事外交工作。耿飚在赴任前，向兵团请假，准备回家乡湖南醴陵探亲。 这段时间，杨得志与兵团政委李志民担心耿飚舍不得离开部队，于是一直劝说他。当得知耿飚打算回家乡看望解放后的家乡时，杨得志作为醴陵人，也被这份浓浓的思乡之情感染，于是决定借着部队休整的机会，一同回家探望亲人。 杨得志的故乡位于湖南省醴陵县（现在属于株洲市）的南阳桥，这里离耿飚的家乡醴陵北乡大约40公里。两人准备返乡时，时任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陶峙岳将军，也希望一同前往。陶峙岳的家乡在湖南宁乡，距离杨得志的家乡约120公里。 三位将军一起返乡探亲，成为了一段佳话。当时驻扎在湖南的第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，也是醴陵人。醴陵作为革命老区，自辛亥革命前的萍浏醴起义开始，就早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从这里走出的将军虽不如十大将军县那样数量庞大，但杨得志、宋时轮、陈明仁等一批开国将军，已让醴陵在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 杨得志自1926年夏天离开家乡，到衡阳做修路工人以来，已经有24年未曾回家。此刻，他终于要回家了，模糊的家乡记忆也渐渐变得清晰。
展开剩余72%当杨得志离开家去衡阳时，父亲送他一程，而姐姐则带着孩子默默跟在他们后面。因孩子的缘故，她无法跟得太远，只能倚着路旁的大树，默默流泪。那时杨得志15岁，桂泗姐姐也不过17岁多一点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姐姐在他背后喊着：“敬堂兄弟，早些回来啊！” 然而，谁能想到，杨得志再回到家乡时，已经是24年后。幸运的是，姐姐桂泗在历尽磨难后依然健在。看到杨得志回来，她从茅草房的夹缝里拿出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，对他说：“这样的照片，坏人看到，可能要杀头的。” 那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，当时杨得志刚结束长征，刚刚到达陕北，拍下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。照片中的杨得志，头发梳得整齐，穿着旧军装，眼神坚毅，望向远方。 拍照时，红军刚结束长征，从江西一路行至陕北，眼前的风土人情和气候环境与家乡截然不同。而且，经过长途跋涉后，部队终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，杨得志心中涌起了许多情感。15岁离家，已过去了9年，虽然当时他已是红军团长，但仍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 看到自己的第一张照片，杨得志不禁想起家中的姐姐，于是他在难得的休整时写了一封信，将这张照片一同寄回了家。在信中，他称自己在延安做生意。那个时候，湖南依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，如果家里知道他是红军，必定会遭殃。然而，杨得志忽略了，照片中的军服依然是红军的服装。 桂泗姐姐收到信后，又惊又喜，终于得知自己的弟弟还活着，且看起来生活得不错。然而，看到照片中的红军军服，她却心生恐惧。她知道红军为穷人而战，但同样知道她身处的环境。桂泗并没有将这张照片给任何人看，而是将它偷偷藏在了茅草房的墙缝里，直到杨得志归来，她才敢拿出来。 杨得志看到照片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当年的疏忽，差点给家里带来灾难。他马上笑着说：“现在不怕了，坏人早已被共产党打倒了。”看到姐姐脸上的笑容，杨得志感到一阵熟悉的温暖，仿佛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。 “可是日子真长，真难熬。”桂泗的笑容很快消失，叹息道：“从你离开到现在，整整24年，24年了啊！”她继续说道：“爹去世了，叔叔也去世了。叔叔去世时61岁，那是一个冬天，他去讨饭，被地主家的一只大狗活活咬死……” 姐弟俩时隔24年再见，桂泗似乎还未注意到，杨得志已是兵团司令员，在她眼中，杨得志依然是那个走出家门的年轻人。当她诉说这些年的辛酸时，不禁泪流满面：“这些事，你都不知道吧？” 为了不让杨得志误以为她在埋怨他多年未曾顾家，桂泗迅速补充道：“小时候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杨得志点点头，目光停留在姐姐那张沧桑的脸上，仿佛又听到她在说：“敬堂兄弟，早些回来啊！” “敬堂”是杨得志家时的名字，由哥哥杨海堂改的。杨得志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哥哥要改这个名字，但当时他一切都听哥哥的。后来，想问哥哥为什么改名时，哥哥却已经不在了。为了纪念哥哥，他一直使用“杨得志”这个名字。 杨海堂在杨得志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。14岁那年，杨得志正在家里放牛，心中总想着去外面闯一闯。刚好哥哥准备去安源煤矿找活，于是他跟着哥哥一起走了。两兄弟跋山涉水，步行两百多里，终于到了安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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